上一篇，我們談到了上市公司收購的概念、分類以及收購中投資者應當關注的事項等，本篇將進一步介紹上市公司收購時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以及強制要約收購等方面的知識點。一起來看看吧。

　　1。上市公司收購時對信息披露有何特殊要求？

　　收購人對上市公司的收購行為可能引起公司股價變動，目標公司實際控制權也可能因收購行為而變更。為了保障上市公司股東的知情權，使中小股東更好地了解收購方及收購進展，並依此作出是否繼續持有公司股票的判斷，避免中小投資者因突然收購遭受利益損失，現行規則對收購方的信息披露作出了特殊要求。

　　根據有關規定，當收購人擁有權益的股份達到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時，需進行信息披露。具體來說，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協議轉讓、行政划轉或者變更、執行法院裁定、繼承、贈與等方式擁有權益的股份達到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時，應在該事實發生之日起3日內編製權益變動報告書，通知該上市公司，並予公告。

　　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所持股份達到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后，其擁有權益的股份占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減少達到或者超過5%的，應當履行報告、公告義務。具體來說，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所擁有權益，達到或者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但未達到20%的，應當編製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的，應當編製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達到或者超過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20%但未超過30%的，應當編製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2。在什麼情況下強制採用要約收購？

　　擁有一個上市公司權益的比例未超過30%的，收購人可以自願選擇是否以要約方式收購上市公司股份，以要約方式收購一個上市公司股份的，其預定收購的股份比例均不得低於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但當持股比例達到30%以上時，收購人將對上市公司具有較強的控制力，為保障交易的公平性，讓其他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擁有向收購人出售其持有股份的平等機會，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了強制性要約收購制度。

　　在公開要約時，為了平等對待股東，收購者向所有股東發出的收購要約中的每一項條件，都平等適用於同類股權的每一個股東。收購方在發出收購要約時，應當編製要約收購報告書，載明收購人情況、收購目的、收購數量、收購價格、收購條件、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等並予以公告。收購人對同一種類股票的要約價格，不得低於要約收購提示性公告日前6個月內收購人取得該種股票所支付的最高價格。如果只是部分收購，當目標公司的股東承諾出售的股票數量超過收購方擬收購的數量時，收購方應按同一比例從每位承諾股東手裡購買。

　　3。股東可以撤回預受要約嗎？

　　可以。預受是指被收購公司股東初步同意接受要約，同意接受收購要約的股東即預受股東，應當委託證券公司辦理預受要約的相關手續。在要約收購期限屆滿3個交易日前，預受股東可以委託證券公司辦理撤回預受要約的手續。

　　小貼士：

　　上市公司收購內容較為複雜，建議投資者在收購人首次披露持股情況后加以重視，仔細研究並跟進收購人情況、收購計劃和進展、收購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等內容，從而作出合理的投資決策。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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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AI道德準則更多地是針對科技公司與開發者提出的要求，但AI的使用者不應該成為道德盲區。

　　鑒於美國、以色列、韓國、俄羅斯和英國等國都在發展智能機器人武器系統，微軟公司總裁史密斯日前明確表示，“殺手機器人”的出現未來將無法避免，人類社會應該有一個新的“数字《日內瓦公約》”也就是一套道德標準來約束與引導人工智能(AI)的發展。

　　史密斯的判斷並不是危言聳聽，並且人工智能引發的道德問題也不僅僅存在於武器系統方面，而是輻射到了公眾社交生活的各個層面，只不過由於對AI的變革與創新能量存在着獵奇心態與“暈輪效應”，人們往往忽視了AI道德的重要性。拿不久前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ZAO推出的“AI換臉APP”為例，用戶只需要一張正臉照，就可以替換為影視作品的人物，生成以自己為主角的視頻片段，結果，這款APP一夜之間火爆全網，在贏得用戶尖叫的同時，支持APP的服務器陷入癱瘓。可是，成功換臉贏得了片刻的刺激與興奮之後，相信所有的用戶都會因綁在自己身上的ZAO協議而惴惴不安。

　　根據ZAO的用戶協議：用戶上傳發布內容后，意味着“同意或確保肖像權利人授予‘ZAO’及其關聯公司全球範圍內完全免費、不可撤銷、永久、可轉授權和可再許可的權利”，而且“侵權了明星肖像，若對方提告，最後責任都在用戶”，就此，我們對用戶提出以下問題：被換臉的明星如果提出訴訟，你是否還會鎮定自如？如果有人就此製作虛假視頻並栽贓於你，你是否會義憤填膺？你的人臉被用於刷臉支付，你是否會忐忑不安乃至驚慌失措？如果就這些問題得出了肯定性答案，相信每一個人都不會對AI道德問題熟視無睹。

　　其實，類似“換臉APP”引起的AI道德拷問已經不計其數。不久前，Deep Nude 推出一款“一鍵脫衣”軟件，用戶只需在該程序上添加一張照片，APP便可以自動“脫掉”女性身上的衣服。在這款軟件中，女性無疑成為了最大受害者；還比如斯坦福大學運用AI算法，通過照片便可識別誰是同性戀，黑灰產能夠通過AI技術偽造錄製場景，保險公司利用臉書數據預測事故發生率就可拒絕用戶投保等等，AI突破道德底線並且淪為作惡的工具已經超過了人們的想象，甚至用技術在狂奔，道德在退步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對於AI所觸發的道德問題，目前形成的一種主流判斷是，技術無罪但操控技術的人一定有過。按照墨菲定理，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出錯，它就一定會出錯。也就是說，如果做某項工作有多種方法，而其中有一種方法必然導致錯誤，那麼一定有人會按這種方法去做。一項針對1010名英國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發現，90%的人認為科技是一種正能量，但59%在人工智能領域工作的人表示，他們從事的項目可能對社會有害，18%的人因為倫理道德問題而辭職。對此，我們想強調的是，儘管AI違背或者踐踏道德也只是少數技術操作者的行為，也就是墨菲定理所指的個別人犯錯，但這種錯誤又極易被更多人所模仿，而且借助網絡傳播的力量無限放大，最終造成的社會危害程度也無法估量。

　　但是，如何平衡AI創新與AI道德的確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對於人類社會而言，我們不僅無法抵擋AI的誘惑，而且需要更多的創新成果來提供貼近生產與生活的各種服務，這就需要企業不斷地尋求突破，但是，如果套上更多的條條框框，又勢必抑制與捆綁AI 探索的腳步與空間。拿AI的基礎數據為例，用戶的身份、職業、年齡等以及閱讀、購物等行為偏好，都是優化推薦算法的關鍵依據，科技公司獲取的隱私數據越多，就越能讓AI的服務更精確地貼合公眾需求，同時利於商業主體精準發力。但如果注入了道德元素，數據的限制與缺失不僅會使AI的服務功能大打折扣，同時會面臨着資本的反制與遺棄，也正是如此，幾乎沒有哪一家科技公司希望自己在獲取用戶數據方面受到約束。雖如此，我們還是要強調，任何創新的閘門並不是不可以把控的，人類既然能夠讓機器變得非常智慧，同樣也可讓它行走在指定的路徑與劃定的邊界之內，比如一件AI可在哪些場景下使用，以及使用越界時的自動糾正功能等，這樣，無論機器具有怎樣的學習天賦，我們都可以讓它在決策時像人一樣在感知是非善惡的前提下正確行事。

　　顯然，基於創新與發展的需要，不能因為AI的局部不道德而對其實施簡單而粗暴的管制，甚至一禁了之。同時，要引導AI變得有道德，首先須讓科技公司變成道德主體。對於科技企業來說，科技向善應當成為其恪守與貫徹的道德底線，為人類創造福祉並驅動社會發生積極變革應當成為其存在與發展的最高圭臬。對此，所有的AI 企業都有必要像微軟成立人工智能倫理道德委員會那樣，創建由工程師、科學家、律師和公司領導組成的監管機構，負責對每一款AI產品的道德倫理風險評估以及運行內外部審查和實施相應的改進機制，保證產品在開發過程中就有成色厚重的道德元素。

　　相比於企業對AI的自我審查而言，行業協會是把控人工智能的第一道外部道德關口。目前，除了世界電氣电子工程師學會(IEEE)在《人工智能設計的倫理準則》中提出了福祉、問責與透明的倫理標準外，亞馬遜、微軟、谷歌以及蘋果等全球百餘家科技巨頭還創建了非營利性的人工智能合作組織Partnership on AI，提出了公平、沒有傷害、公開透明以及問責等倫理道德框架。各國各行業可以以此為參照建立自己的AI道德評價矩陣與評估流程。相對於企業自我道德評價，作為第三方的行業道德評價可以有效地克服前者在商業訴求與道德訴求上的角色衝突與結果傾斜，同時過濾企業道德評價中的不合理因素，確保AI倫理道德評估結論的公正與可信。值得強調的是，為了更廣泛地反映社會不同群體對AI道德的基本訴求，行業道德監督機構應當最大程度地吸收更多利益相關者的加入。

　　當然，制定AI倫理道德準則也是各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而且衡量一個國家人工智能水平的高低已經不僅僅只有技術指標，道德維度也成為了各國AI競爭的新高地。最新數據显示，美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2039家位列全球第一，中國(不含港澳台地區)有1040家，兩國佔到全球人工智能企業數的一半以上，同時全球36524位頂尖AI人才一半以上在中美。中國與美國在AI領域難分伯仲。而相比之下，歐盟感覺掉隊不少，於是便從倫理角度切入，率先推出了涵蓋人的能動性和監督能力、安全性、隱私數據管理、透明度、包容性、社會福祉以及問責機制等七項內容的AI倫理道德準則。相比於歐盟，雖然我國有《網絡安全法》和《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相關組織發布的《人工智能北京共識》，但在AI的道德界限以及道德標準細化方面仍有待提煉與加工，對此，完全有必要通過“頭腦風暴法”的形式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到人工智能道德準則的補充和完善中來。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AI道德準則更多地是針對科技公司與開發者提出的要求，但AI的使用者同樣不應該成為道德盲區。從ZAO的“AI換臉APP”服務器被擠爆，到Deep Nude “一鍵脫衣”軟件遭到瘋搶，足以說明使用者在購買產品時不僅不計成本，而且存在翻越道德門檻的強烈動機，如此種種不僅對開發者的失德之舉構成有力聲援，而且勢必扭曲互聯網社交的健康軀體。為此，有必要出台AI使用的道德與法律規則，並建立起可以監控的人工智能平台，對所有使用不道德AI產品的用戶進行賬號管制，以此倒逼科技公司調整與校準自己的研發行為，進而讓AI道德演變成民眾信任的基礎。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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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廣交會國際貿易發展論壇10月16日在廣州舉辦，如何利用“5G”促進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轉型升級，成為本次大會的熱點議題。

　　5G是一個高速度、高帶寬、低時延的信息聯接技術，代表了信息社會的速度，而速度決定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信息社會中，誰掌握了速度，誰就會快速前進；誰放棄了速度，誰就會使它的經濟減速。被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5G，將像歷史上的蒸汽革命一樣改變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更會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從而徹底改變着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格局。

　　全球移動供應商協會(GSA)發布的8月份最新5G數據显示，當前已有100個國家的296家運營商獲得許可進行現場試驗或正在啟動、演示、試驗了5G技術。5G的發展步伐持續加速，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國、日本以及歐盟，都在積極推動這場大變革的發展。

　　5G正在成為大國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從技術層面講，未來更加先進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等都將圍繞5G產生變革，而5G也將實現真正的萬物互聯。5G的三大關鍵技術——新空口、邊緣計算以及網絡切片，孕育着下一輪新技術革命。

　　根據高通最新的一份行業報告显示，到2035年5G相關產品和服務將高達12萬億美元，全球5G價值鏈將創造3.5萬億美元產出，同時創造2200萬個工作崗位。5G技術將成為未來科技革命競爭的重要影響變量，因此誰先掌握了它，誰就掌握一定的話語權。除了華為，愛立信、諾基亞等企業都在爭奪全球5G市場，表面看這是企業間的競爭，但因為5G的特殊性，決定着競爭不會那麼簡單。

　　在5G產業的國際競爭中，中國已躋身第一陣營。在經歷過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同步的數十年曆程后，急速奔跑向前的中國正尋求信息時代里的彎道超越。早在2016年，國內就正式啟動5G技術研發試驗；2018年，中國不僅完成了第一版5G的全部標準，還在12月份進行了試驗頻譜分配。目前，由工信部組織的5G技術研發試驗已完成關鍵技術驗證、技術方案驗證和系統組網驗證3個階段。2019年，中國的5G發令槍打響，掀起了國內5G商用浪潮。6月6日，工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四家發放了5G商用的正式牌照。

　　在專利水平上，截至2019年3月份，中國在5G通信所需的必要專利申請數量中佔比達到34%，是現有4G標準的1.5倍以上，穩居全球第一。中國企業在5G在局部核心技術上也已處於世界前列。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公開報告显示，截至2019年4月份，華為擁有1554項5G標準必要專利，佔比全球第一。華為、中興、OPPO、中國電信科學研究院這四家公司加起來擁有的專利更是達到了全球的36%。根據高通公司發布的報告預估，到2035年中國5G價值鏈將創造9840億美元的產出，將佔全球5G產出的四分之一。

　　5G將為中國企業“服務出海”帶來時代“新風口”。2016年，華為公司主推的極化碼方案被3GPP採納，成為5G三大場景之一的“增強型移動寬帶”場景的控制信道編碼標準。

　　5G提速到來，給普通用戶首先帶來的就是換機潮。GSMA智庫最新預測數據显示，2019年年底5G網絡會在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商用，用戶數將超過1000萬。2020年，170個運營商將會在54個國家和地區商用5G網絡， 5G用戶數將會達到7300萬。2025年，409個運營商將會在117個國家和地區商用5G網絡，全球5G用戶數將超過14億，中國佔比大於1/3。通信技術迭代引發的換機潮具有節點性意義，2019年6月份，5G牌照正式發放之後，繼華為、vivo之後，小米也在9月24日發布了首款5G手機。可以預料的是，用戶手中的5G設備將在不久的將來呈現指數級增長。

　　到2025年，亞太地區有望成為5G的最大採用者。5G和AI推動着全方位智慧城市的落地實現，截至目前，華為智慧城市與平安城市解決方案已服務全球100多個國家、700多個城市，“無處不在的連接”將重新定義我們的生活方式。

　　(劉典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陸洋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實習研究員、德國弗萊堡大學法理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來源：證券日報）

(責任編輯：DF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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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釋放出兩條利好跨境電商的消息：逐步實現綜合保稅區全面適用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以及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儘快出台跨境電商零售出口所得稅核定徵收辦法。實際上，從今年一月開始，跨境電商進口政策適用範圍已經擴大至22個城市，在進口商品範圍、居民消費限額上也適當做了擴大調整。

　　這些年，國內內需市場的巨大容量和互聯網的發展，讓國內消費者逐漸養成了通過跨境電商“海淘”的習慣。據海關統計，2018年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202.8億美元，同比增長52.3%。然而，看似一片繁榮的背後，卻是跨境電商，特別是進口電商面臨的生存隱憂。

　　筆者近日走訪前海蛇口自貿區發現，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購物中心已經結業，轉而即將升級為大型家居購物廣場。筆者幾年前曾參與過該購物中心的開業典禮，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購物中心於2015年12月7日開幕試業，至今營業沒到四年，這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首家綜合性的大型港貨購物中心。據當時的相關負責人介紹，該購物中心以跨境电子商務為樞紐，為消費者提供多元化的購物消費休閑體驗，且爭取整個購物中心的70%至80%商品的售價接近其在港價格，甚至可以比香港價格更便宜。

　　但筆者後續多次前往購物消費發現，該購物中心始終人氣不旺，發展不溫不火。有幾個問題可以直接感受到：一個是商品的價格並不如當初聲稱的與香港同步，二是商品的種類不夠豐富，三是有些商品局限於線下展示線上購買，以及包含線下購買完稅的模式，也就是看中的商品很可能帶不走。當然，也有許多消費者表示，該購物中心位置偏遠也是影響其前往購物的重要原因。

　　或許出於上述原因，該購物中心發展一直步履蹣跚，不達預期，只能被迫轉型。筆者清晰地記得，前海周大福全球購物中心誕生於2015-2016年跨境電商的資本大年，當時，深圳跨境電商的市場份額佔了全國半壁江山，僅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備案的跨境電商企業就達上百家，備案商品數萬種。區內雲集了騰邦“海搗網”、華潤萬家“e萬家”、聯銀供應鏈 “開心購”和星辰資本的“星辰電商” 及“1號海淘”“前海購”等眾多跨境電商展示店。

　　但是，2016年4月，跨境電商企業迎來了最黑暗的時刻，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的《關於跨境电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正式實施，自此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不再按“物品”徵收行郵稅，而是按“貨物”徵收關稅、增值稅、消費稅等，行郵稅稅率也同步調整，自此，業界一片哀嚎，至今元氣仍未恢復。

　　且別說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購物中心這種保稅直購體驗中心，就連線上平台都難言盈利。經歷了2016年的洗禮后，只有大平台能彰顯優勢，小平台只能在夾縫中生存。此外，如今跨境電商的頭部效應已經非常明顯。從阿里巴巴收購網易考拉后，兩家合併的市場份額佔比高達五成以上，遠高於其餘的電商平台。

　　實際上，跨境進口零售電商的發展中主要遭遇三個困境，第一是物流服務，對於很多中小型跨境電商來說，想要搭建強大的物流基礎需要耗費巨大的成本，這會讓他們舉步維艱。即便像天貓國際、網易考拉這樣的跨境電商平台大部分都屬於保稅倉直送，對於需要從海外直郵過來的商品，其物流速度則非常慢，因此提升物流服務成為了跨境電商整個行業的痛點。

　　此外，跨境電商的誠信危機始終是繞不過的難題，即便是天貓國際、考拉這種大平台，也不完全被消費者信任，想要讓產品的品牌和品控把關到位，對中小平台也是個挑戰。最後，對跨境電商而言，如果商品出現問題則會面臨繁瑣的退換貨問題，其關稅、運費等問題也着實讓人頭疼，因此也影響消費者的購物體驗。

　　隨着更多監管和政策的出台，可以預見，跨境電商行業未來將加速淘汰，那些能給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加速跨境平台供應鏈升級的企業，才能勝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商行業發展的十多年才迎來了立法，但跨境電商才走了幾年就已經出台了一系列的監管政策並逐步調整，這其中的深意值得思考，或許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國家對這個行業的引導和支持發展的決心。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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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等機構共同推出的首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復星國際董事長郭廣昌表示，幾年前我就不看好P2P，我覺得大部分都是騙局。一個金融企業的核心，就是風險定價能力，無論用大數據還是產業經營、產業鏈上下端的資源，絕對不能離開這種風險定價能力。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責任編輯：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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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雨露：四方面發力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為論壇致辭時稱，全球金融科技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局面，需要秉持開放共贏的理念，攜手推動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中國證券網）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聯合主辦的進博會配套活動“金融科技論壇”6日下午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為論壇致辭時稱，全球金融科技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局面，需要秉持開放共贏的理念，攜手推動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

　　他為此提出四方面的建議：第一，統籌推進金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資本投入，加強技術支持，使資金能夠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動，釋放全球金融要素的活力，推動世界經濟更加繁榮發展。

　　第二，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為指引，探索運用金融科技手段，縮小数字鴻溝，延伸金融服務的輻射半徑，不斷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可得性和滿意度。

　　第三，圍繞便利經貿往來，支持產業發展，促進科技進步，加大金融標準化工作力度，更好地發揮標準軟聯通的作用，促進各國金融體系相互兼容、共同發展。

　　第四，健全多層次、系統化的全球金融科技風險治理體系，護航全球金融科技發展行穩致遠。

　　他還表示，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数字經濟正在蓬勃開展，創新驅動成效顯着。發展金融科技是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大勢所趨。人民銀行願與各國央行和業界一道堅定開放合作的信心，共同應對風險挑戰，讓金融科技的成果更好地惠及人類進步。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網）

(責任編輯：DF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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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深化對國有企業發展的認識

　　成功的行動須以正確的認識為先導。只有認識正確，才有行動的高度自覺。深化對國有企業發展的認識，不僅有利於澄清是非，統一思想，也有利於國企正視問題，搶抓機遇，做強做優做大，實現高質量發展。

　　充分認識

　　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國有企業是共和國的長子。1952年時，全國國營工業總產值只有142.6億元，經過近70年的發展和40年的改革開放，2018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全年實現營業收入54.8萬億元、利潤總額3.4萬億元，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是國有企業實力顯著增強。1978年至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年均分別增長11.9%、10.3%；2018年末，全國國有企業資產、所有者權益分別是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2018年末，國有企業(不含國有一級金融企業)資產總額178.7萬億元，所有者權益合計63萬億元；應繳稅金4.6萬億元，占當年全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3萬億元的25%，占當年全國稅收收入15.64萬億元的29.4%。在2017年中國企業500強中，27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上榜，企業數量佔比54.8%，營業收入佔比71.83%，資產佔比86.19%，凈利潤佔比71.76%，納稅佔比85.87%。2019年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有129家，其中中央企業佔48家。

　　二是國有企業作用更加聚焦。電力企業承擔了全國約70%的發電量，電網企業提供全國95%以上的用電量，石油石化企業承擔國家戰略油氣儲備使命和油氣管線建設運營任務。國有企業在援疆援藏、精準扶貧、區域協調發展等涉及國家民生保障的重大戰略任務中起到重要作用。據《企業扶貧藍皮書(2018)》數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結對幫扶246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投入定點扶貧資金超過75億元。2011年以來，中央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一直佔到全國總研發經費的1/4強，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每年增長量超過30%。中央企業國內研發機構大概2600家，境外機構60家，國家級的研發機構超過700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全國已經有90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佔到一半以上。國有企業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移動通信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

　　三是國有企業治理明顯改善。國企股權結構不斷優化，截至2018年底，商業一類中央企業混改比例已超過70%，央企四級及以下子企業超過85%實現了混改，各省(區、市)國資委監管的各級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佔比已達45.9%。國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一步現代化，截至2017年，102家中央企業中已有83家建立了規範董事會；各省(區、市)國資委所監管一級企業中有88%建立了董事會，其中外部董事佔多數的企業佔比13.1%。國資監管部門向建有規範董事會的國有企業陸續下放發展決策權，經理層成員選聘權，業績考核權和薪酬、職工工資分配及重大財務事項等重要權限，使這些企業加快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的步伐。

　　充分認識

　　國有企業的本質屬性

　　實際上，從國外國有企業發展歷程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國家有國有企業，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彌補市場失靈的地方，對私人資本無力投資、不願投資的地方，政府承擔起社會責任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是一國政府重要的執政基礎，它是引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起着重要的導向作用，促進經濟結構合理調整；它是政府財力重要來源之一，成為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縱觀世界國有企業近百年發展的歷史，無論是國有化浪潮，還是私有化浪潮，國有企業發展情況與社會制度相關不大，而與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情況和主流經濟理論相關度較高。因此，各國都很重視國有企業發展，努力解決國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9月20日，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資委、稅務總局、證監會五部門印發《關於全面推開划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提出，中央和地方划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工作於2019年全面推開。其中，中央層面，具備條件的企業於2019年年底前基本完成，確有難度的企業可於2020年底前完成，中央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待集中統一監管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轉；地方層面，於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轉工作。

　　可以說，國有企業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公共福利的重要來源。國有企業發展的好壞，關係著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監督，增強國有企業活力，實現國有企業的保值增值，維護好我們的共同利益。

　　充分認識

　　國有企業監督與活動關係複雜性

　　國有企業監督與活力問題是一個普遍性和長期性問題。1993年通過的《公司法》，明確了國有企業監事會的設置、人員的組成和來源以及工作職權，國有企業監督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據。2000年發布《國有企業監事會暫行條例》，在該條例中規定了國有企業監事會的設置和人員來源，國有企業監督的內容和重點以及國有企業監督的方式等。2015年《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堅持增強活力和強化監管相結合”的原則，指出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重要關係。2017年《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調整優化國資監管職能，改進監管方式手段，着力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2018年3月，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不再設立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相關職責划入審計署，這是我國國有企業監督體制的再一次變革。

　　實際上，因為國有企業監督與活力間關係複雜，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往往還交織在一起。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是全體人民所有，是一個集體概念，對每一個個體來講，這種權利是十分模糊的。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又是政府委派給相關的經營層，按照經濟學理論，這種委託-代理關係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對許多經營層來講，對國有企業經營的好壞，與自己所獲得的相差太大，所以內在動力不足。實際上，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還存在代表政府的官員，他們的思想和對利益的訴求也會影響國有企業經營。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再加上政府官員在中間的影響，國有企業管理就形成了十分複雜的利益體系。無論是我國國有企業40年的改革，還是國外國有企業的改革；無論我們對國企內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是外部設置國有資產監督部門，或者建立嚴密的法律體系，其中一個重要意圖就是解決監督與效率的問題。監督過嚴，統得過死，企業沒有活力，放權過多，監督失察，又易導致腐敗和國有資產的流失。

　　國有企業特殊產權關係和管理體系，形成了複雜的利益網絡，這是國有企業自身具有的，這種特徵決定了國有企業發展的好壞，不僅僅靠制度改革，還要靠對人性的理解，對人性的尊重和對人性的把握。國企監督與活力問題解決任重道遠。

　　充分認識

　　選拔優秀國有企業領導班子的緊迫性

　　我國40年的國企改革，基本上解決了幾個問題：一是對國企本質的認識，我們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是解決了國有企業布局問題，我國國有企業基本上從過去一統天下的局面轉變成關鍵領域布局，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基礎設施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產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三是解決了公司治理體系問題，國有企業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改組為股份公司，有黨委會、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還有國有企業監事會，許多國有企業還聘有外部獨立董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和廣大國有企業認真貫徹落實國企改革“1+N”系列文件。為落實“1+N”文件，中央部委層面出台了100多個配套文件，各個地方為落實“1+N”文件出台了900多個配套文件。要把文件落到實處，要把國有企業搞活，需要我們選拔出優秀國企領導班子。實踐充分證明，一個好的班子，能徹底改變一個地方的面貌和狀態。因此，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就必須選拔出優秀的國企領導班子，國企發展的擔子由他們抗起來，國企發展的風險由他們控起來，這是內因，國有企業的所有監督都是外因。

　　“對黨忠誠、勇於創新、治企有方、興企有為、清正廉潔”，這是國企黨員領導幹部的標準，在選拔國有企業領導班子時還要充分認識國有企業高管複雜人性特徵。國企高管的人性特徵中具有明顯的複雜人現象，是經濟人、社會人、政治人和自我實現人等人性特徵在不同情境、不同年齡中表現出的不同權重的組合，不宜做過度簡化、過為粗糙的處理。對大多數國企高管來說，無論是從他們的使命承擔、進入門檻、晉陞前景，還是從他們的職位安全、社會地位以及保留效用等多個方面來看，應該都會對其崗位備加珍惜，努力工作。國有企業監督要在守住底線的前提下，給予國企高管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充分調動國企高管的工作積極性。

（文章來源：經濟參考報）

(責任編輯：DF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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